20.3万颗！中国单次低轨卫星申请刷新全球纪录
据国际电信联盟(ITU)官网最新披露，2025年12月25日至31日期间，中国正式向ITU提交了总计约20.3万颗低轨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申请，覆盖14个独立卫星星座，是中国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。此前，中国累计向ITU申请卫星数量约5万颗，而这次的申报量直接翻了4倍，标志着中国在低轨卫星互联网领域的战略布局全面提速，正式深度参与全球太空战略资源竞争。
此次申报由国家级研究机构牵头，联合中国星网、垣信卫星、银河航天等多家商业航天力量共同完成，“规模化占位”与“多元化参与”的双重协同，是本次申报的核心特征。其中，两个名为CTC-1和CTC-2的星座计划各申请近9.7万颗卫星，合计19.34万颗卫星的申报量占据此次总规模的95%以上，其余卫星则分散在12个中小型星座中，覆盖通信、遥感、物联网等不同应用场景。其中，规模较大的非主力星座包括中国移动的CHINAMOBILE-L1(2520颗)、垣信卫星的SAILSPACE-1(1296颗)、国电高科的TIANQI-3G(1132颗)等。
在资源规划上，这些卫星均聚焦500-1200公里的核心低轨区域，锁定Ka、Ku等关键无线电频段，精准瞄准全球低时延宽带通信、物联网直连等未来核心应用场景，为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网络预留了核心资源。
截至2025年10月，中国已发射的主要卫星互联网星座包括中国星网GW星座136星、千帆星座108星、吉利星座64星、天启星座37星，以及商业遥感星座吉林一号138星。其中，中国星网计划于2026年开始大规模组网发射，为此次新增申报项目的落地提供了重要支撑。
不过，申报不等于立即发射。根据ITU《无线电规则》“先申报、先协调、先使用”的规定，各国可在轨道资源未被占用前先行登记，但必须在7年内发射首星，并在14年内完成全部部署，否则资源将被收回。具体时间节点如下：
- 7年内（即2032年底前，以2025年12月提交计划为基准）：必须发射首颗卫星并正式启用申报的频段；
- 第9年（2034年底前）：需完成总申报数量10%的部署，对应约2.03万颗卫星；
- 第12年（2037年底前）：需完成总申报数量50%的部署，对应约10.15万颗卫星；
- 第14年（2039年底前）：需完成总申报数量100%的部署，即全部20.3万颗卫星。
此外，在正式获批前，还需经历多个关键流程：例如，2026年6月底前完成ITU预先公布(A-Pre)公示期，期间其他国家可提出异议；2026年7月至2028年开展双边或多边协调，解决频率干扰、轨道冲突等问题；2028年至2029年完成ITU登记审核并提交详细发射计划。结合低轨卫星实际容量与国际协调预期，ITU最终获批规模可能为申报量的30%-50%(约6-10万颗)，而实际落地规模或为获批数量的20%-30%(约1.2-3万颗)。
当前，以SpaceX“星链”为代表的西方星座已占据大量优质低轨资源，其在轨卫星数量逼近万颗，并持续向下拓展至更低轨道高度。欧洲、美国、印度等也纷纷提交数万乃至十万级的申请。在此背景下，若不主动申报，中国未来建设自主卫星互联网将面临“无轨可用、无频可选”的被动局面。
从国内需求看，卫星互联网已被纳入国家“新基建”体系。无论是偏远地区的宽带覆盖、海洋与边境的实时监控，还是智能交通、应急通信乃至国防安全，都亟需一张高可靠、低延迟的天基网络。而这张网络的基础，正是稀缺的轨道与频谱资源。
而更深远的价值在于产业链的牵引效应——按保守成本估算，仅两大主力星座就将带动超1900亿美元的产业价值，覆盖卫星制造、火箭发射、核心元器件等全环节。当前我国已具备一定的低轨卫星部署基础，中国星网等星座的规模化组网计划即将启动，叠加地方政府与科研机构的协同发力，将推动我国商业航天产能与技术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。
当然，从纸面规划到实际部署仍有巨大鸿沟。截至2025年底，中国最大规模的“千帆星座”在轨卫星刚过百颗，年发射能力距离支撑十万级部署尚有数量级差距。火箭回收复用、卫星批量化制造、地面终端成本控制等环节，仍是待解难题。业内普遍认为，最终实际部署数量可能远低于申报上限，部分申请更多是为技术演进、国际合作或谈判博弈预留空间。
事实上，这种“超额申报、弹性实施”的策略在全球并不罕见。亚马逊、OneWeb等也曾大规模申请后根据市场与资金情况动态调整。关键在于，谁能在规则框架内既守住战略资源，又稳步推进工程落地。
总体而言，这场围绕低轨资源的争夺，本质上是对下一代全球数字基础设施主导权的竞逐。轨道和频谱不仅是技术参数，更是未来数据流动、标准制定乃至安全架构的底层支点。在全球低轨资源日益紧张的背景下，中国提前锁定未来十年的关键频段与轨道位置，既是一种基于规则的“战略占位”，也标志着其正从太空应用的“使用者”，转向规则与生态的“共建者”。
